郭红玲
1、养育环境的影响。 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:抱持性的养育环境,能够帮助孩子接纳真实的自我。 父母及时、无条件地关注和回应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焦虑、脆弱,承担“理想化客体”的角色,孩子才有勇气去表露自我,进而产生自驱力,愿意自发付出努力去应对挑战。 相反,如果父母按照“客体思维”养育孩子,即忽视孩子真实的想法,而是基于社会期待和刻板印象做出反馈,则会带给孩子大量“工具感”的体验。 比如,告诉孩子“只有成绩好,才是好孩子,我才会爱你”;当孩子表现不好时,不去关注原因,只是一味地要求TA听话;在报兴趣班、选志愿时,专制地为孩子决定一切……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,会觉得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,自己只是满足父母期待的客体。 因此,TA们会认为“学习、考大学、工作……都是为了让父母开心,而不是我自己的事。” 所以很难产生内在动机,发掘兴趣和自主性。同时,由于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,从未有过成功的主体经验,因此在之后的人生选择中,也会习惯性地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。这些经验还会内化成一种“施虐性客体”,迫使TA们服从身边所有的权威角色(包括老师、领导、甚至是伴侣等)。 2、主体性缺失可能是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。 “社会时钟”的存在,规定了每个人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完成人生任务。 性别刻板印象,则对男性和女性提出了不同的要求。它们以社会评价的形式,不断地将这种思维方式灌输给每一个人。 例如,当一个女人想要独自生活,而不是结婚生小孩时,不需要特意强调,她自己就知道将会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、异样的眼光等。 这种预知的压力会促使一部分人,尤其是自我意识薄弱的人,违背自身意愿,按照主流评价做出选择,主动放弃主体性。 但在潜意识中,这种自我冲突带来的后果会一直存在。当这个女性被迫进入家庭后,很容易产生一种“牺牲感”,认为自己为家庭付出了很多。 因此,她会通过侵蚀其他家庭成员的主体性,来确认自己的付出被对方看到。 在这种家庭中,往往很难形成健康的边界,反而会变成一种互相纠缠和控制的“共生关系”。 于是,集体规范下的主体性损耗,最终演变成了“代际创伤”,影响着每一个个体。
1、养育环境的影响。
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认为:抱持性的养育环境,能够帮助孩子接纳真实的自我。
父母及时、无条件地关注和回应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焦虑、脆弱,承担“理想化客体”的角色,孩子才有勇气去表露自我,进而产生自驱力,愿意自发付出努力去应对挑战。
相反,如果父母按照“客体思维”养育孩子,即忽视孩子真实的想法,而是基于社会期待和刻板印象做出反馈,则会带给孩子大量“工具感”的体验。
比如,告诉孩子“只有成绩好,才是好孩子,我才会爱你”;当孩子表现不好时,不去关注原因,只是一味地要求TA听话;在报兴趣班、选志愿时,专制地为孩子决定一切……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,会觉得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,自己只是满足父母期待的客体。
因此,TA们会认为“学习、考大学、工作……都是为了让父母开心,而不是我自己的事。”
所以很难产生内在动机,发掘兴趣和自主性。同时,由于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,从未有过成功的主体经验,因此在之后的人生选择中,也会习惯性地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。这些经验还会内化成一种“施虐性客体”,迫使TA们服从身边所有的权威角色(包括老师、领导、甚至是伴侣等)。
2、主体性缺失可能是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。
“社会时钟”的存在,规定了每个人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完成人生任务。
性别刻板印象,则对男性和女性提出了不同的要求。它们以社会评价的形式,不断地将这种思维方式灌输给每一个人。
例如,当一个女人想要独自生活,而不是结婚生小孩时,不需要特意强调,她自己就知道将会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、异样的眼光等。
这种预知的压力会促使一部分人,尤其是自我意识薄弱的人,违背自身意愿,按照主流评价做出选择,主动放弃主体性。
但在潜意识中,这种自我冲突带来的后果会一直存在。当这个女性被迫进入家庭后,很容易产生一种“牺牲感”,认为自己为家庭付出了很多。
因此,她会通过侵蚀其他家庭成员的主体性,来确认自己的付出被对方看到。
在这种家庭中,往往很难形成健康的边界,反而会变成一种互相纠缠和控制的“共生关系”。
于是,集体规范下的主体性损耗,最终演变成了“代际创伤”,影响着每一个个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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